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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1996

　　周星驰

　　搞笑颠覆庄严

　　1984年以“跑龙套”身份踏足影视圈的周星驰，后来赚进过亿身家，被尊为一代“喜剧之王”。他将最难以启齿的、最庄严的、最不可侵犯的事以最轻松家常的方式表现出来，幽默之外，又有悲剧气质，带点酸楚。这似乎是只从属于周星驰的桥段，忍辱，妥协，偷生，却从不肯轻易放弃梦想。他的电影，在玩世不恭和调侃中，宣泄化解了年轻人的逆反激情，于是，他成了后现代的解构高手，成了大学的客座教授。

历史也许一直如此：当事者的经历永远是琐碎的、朴素的，到了演绎者那里，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宏大叙事，并附丽着当事人并不了解的深刻含义。还是星爷自己说得最好——我只是一个演员。

二十二、1997

　　王小波

　　殒灭之日大放光彩

　　王小波，著名作家，生前鲜为人知，死后声名远播。自1997年4月11日去世后，评论、纪念文章大量涌现，出现了“王小波热”。一个严肃作家在死后不长的时间里，如此广泛地被阅读、关注、讨论，是十分罕见的。这对于生前出版无门的作家本人来说，也是一种告慰。王小波身后出现了一个奇特而略带神秘感的现象，不少人不约而同表达过这样一种感觉：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王小波像是第一块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了连串的倒塌。对很多人来说，王小波的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始。

二十三、1999

　　李金华

　　掀动审计风暴

　　1999年，一份年度审计报告将李金华推至聚光灯下，也使得成立于1983年的国家审计署第一次为大众所熟知。这份题为《关于1998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审计情况》的报告，公开了国务院43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资金31.24亿元的违规行为，并点名道姓直接披露。这是李金华就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后掀动的第一场审计风暴。

　　此后他的报告分量越来越沉。2003年推出审计结果公开制度后，每年的报告都宣告风暴再起。他的无私和强悍令人赞叹，他的勇气来自哪里，也不免引人猜想。李金华自己的说法是，“我的背后没有背景！审计就是国家财产的‘看门狗’，要当审计长，就必须断掉自己的后路。”

　　与权力部门的正面作战，使李金华的身上背负着沉甸甸的期待。他以低调的言行和务实的态度力挺一个“阳光化的刚性反腐制度”。

　　“需要审的都去审，只要审过的都公开”是他的目标。对上他说，“我希望给你们多报忧少报喜。”对下他说，“用纳税人的钱，最后要对老百姓有一个交待。”

二十四、2000

　　王石 企业家成为新世纪宠儿

　　到了2000年前夕，王石的底气积累得差不多了。他开始更加广泛地走进公共平台和频繁登陆大众媒体。随着入选中央电视台为纪念改革开放20年所拍摄的人物传记片《20年20人》和 2000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王石的名声迅速溢出业界，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甚至摩托罗拉也找上门来，请他为一款手机做形象广告。

　　从那以后，五年过去了，这位“房地产行业的领军人物”(2000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央视主持人的串讲词)已经成为媒体上的魅力明星。

他有登山、滑翔、出书等等足够吸引人们眼球的事件，他的每一个动静，都不会被媒体遗漏。他一身名人风范，行走在聚光灯下，他有足够多的粉丝。

　　更为重要的是，21世纪的中国天空，企业家成为最为闪亮的庞大星群。

　　“超级男声”及“媒体宠儿”

　　今年新春刚过，王石携他的新著《道路与梦想》到全国十多个大城市巡回演讲和签售。

　　这是少有的图书推广盛况。全国十多个大城市的主流书店，一时之间都耸立着印有王石大头像的巨幅广告，媒体的追捧更是不遗余力。本刊记者见证了2月21日成都购书中心的签售现场。读者的热烈与崇敬，堪与时尚娱乐明星煽情场面相比。不同的是，围绕王石的，既有时尚青年，也有成熟男人和知识妇女。

　　到成都前，他已经马不停蹄地穿梭了三个城市。头天晚上从昆明赶来，已经是晚上9点多，跟集体预约的媒体见面后，又接受专访，凌晨才得到休息。第二天，他应该有些疲倦，但是，面对记者，王石依然保持着他平常带给媒体的习惯笑容。

　　早就预定了下午1点从成都双流机场飞上海的机票，那边的活动正在等待他。但是，演讲结束已经11点了，签名的行列还在书店四楼大厅站成一个大大的S型。

　　活动组织者有点慌张了。但是，王石镇定地坐在那里，始终带着不变的微笑，一个一个地签，遇到熟人，抬头笑笑，寒暄两句。他绝不把“王”字写成连笔看上去像个“五”一样，一定是横平竖直的四个脱笔组成，紧紧地靠在“石”字的那一撇上，使两个笔画简单的字成呼应之势。显然，即便误机，也不能成为他把“王石”二字马虎写下的理由。

　　签完了最后一本，还差5分钟到12点。他又微笑着摆一个姿势站在那里，满足了要求合影的几个人的愿望。最后皆大欢喜。王石抓起风衣，大步离去。

　　他要到十多个城市重复同一过程，甚至重复演讲内容。

　　检点王石这一路巡讲后各地媒体的报道，发现他所到之处，抛出的每一个话题，都被媒体全面笑纳。因此有媒体根据去年的一大热词，给王石演绎出一个新的封号：“超级男声”。据说这个比方的妙处在于，它可以令人想像到王石行走在一个无形的PK台。

　　他追求完美，滴水不漏，“不说错话的能力”叫人叹服。有时，他会紧抿着嘴唇，选择词语，脸上会掠过一层沉思。这时，你既会看到他的审慎，也会看到一个拼搏了二十多年的企业家的沧桑。有时，他会用一大段话来回答一个问题，使你需要从这些语言背后去过滤答案。他的话充满弹性，即便在目前，“房价”已经成为一个沉重的社会话题，面对“房地产是否是暴利行业”这样敏感的问题，他也能讲得比较温情。最后，无论你问任何问题，他整个回答下来，都会把他原先准备发布的内容贯彻进去。

　　他出席不同的场合，不断变幻他的“LOGO”：他是一个一丝不苟，西服笔挺，仪态潇洒的老帅哥兼酷老板；他是一个戴遮阳帽，穿登山服，胡子拉碴——每天都是一样长——坐在嘉宾席上的发言人。

　　“百度一下”王石，结果是有822000个网页，排除其中的重复和夹带的不相关内容，这个数量也是很大了。而在所有这些信息里，均难以找到一句对他明显负面的内容。5年前，有新浪网友问他“如何看待媒体”，他简单地回答：“很少有媒体说我的坏话，我还没有做什么坏事。”——在表明他跟媒体有善缘的同时，也不忘记说，他的实际操行没有愧对媒体的褒扬！

　　看着他在媒体上的表现，很难设想他的真实性格会是他自述的那样：由于军人出身，比较严肃、生硬，有时爱发火。他说他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率性到“不适合”做大企业首脑的程度。他说他曾经因为公司早年的一次裁员，让他的员工失去了工作，而“背了很多年的心理阴影”。

　　他的一位“驴友”说，在他们登山期间，他曾“偷”过两瓶王石的好酒(王石的部下送来的)，跟朋友们正在喝得热闹，王石出现了，他笑眯眯地看着他们，如此而已，没有多话。他的“驴友”介绍对王石的印象，是一个亲切而不失城府的大哥。

　　“先按抢答器”的“地产哲人”

　　王石是一位探险运动家，他登山，滑翔，他还要航海，这些都给他带来了大众名声并且还将继续带来，但是，最具真实分量的王石，却是在这一切活动的后面，一个全身心融入企业的王石。

　　在他们那一代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环境里，从最基层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里，王石是很容易分辨的。他的那一代同行们面对中国不太明朗的经济环境，绝大多数刻意地“低调”着，聚集财富，韬光养晦，只做不说，特别不对公共事务表态。而王石在他的整个历练过程中，关注大气候，考虑那些看来还“不属于”他考虑的问题，而他并不把他的想法藏起来，在中国急剧变化着的大环境里，他不断地表达他的观念。

　　他不会放过表达机会。1998年1月，正在蕴酿“房地产新政”的国家总理朱镕基去深圳。市领导召集部分企业界人士参与会谈，安排他们每人都有发言。其他几位的发言没有调动起朱总理的兴趣。轮到王石，他开始根本不谈他的本行，而是把朱总理“税务调整”以来，万科公司的缴税情况全盘汇报，因为他猜想总理一定想验证他的税务政策的效果。果然，朱镕基深感兴趣，跟他讨论起来了。他趁势把他关于房地产业的判断和建议推到了总理面前。朱总理高兴之下，甚至当场“聘”他做“免费”的房地产顾问。

　　次年，即1999年，王石有如下表现：4月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之“99中国企业高峰会”，代表中国房地产业界做专题发言(他是“中国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5月，在中国房地产协会主办的“99中国住房发展论坛”上提出“城市空心化”概念 ；9月，出席“‘99《财富》论坛”，做专题演讲呼吁21世纪的中国房地产企业走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 ；这一年，他还发起组织“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协作网络”，并做首任轮值主席，致力于“重建行业秩序和公信力”。2000年6月，发起组织“新住宅论坛”上海大会，倡导和推动“新住宅运动”。

　　王石把房地产融入城市文化，《万科周刊》发了不少城市文化建设方面的文章，多次被公开发行的刊物转载。王石像一个哲学家一样不断构筑他的概念。他知道哪些概念即将被社会买账，他率先把它描绘出来，例如上文所言的“重建行业秩序和公信力”，“新住宅运动”和“关注普通人”。

　　他把“资本家的问题”转由“普通人的角度”来提：呼吁城市建设要“关注普通人”。他关于“普通人”的定义是，“不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的白领、蓝领、自由职业者和中小工商业主。”这正好呼应着某种正在萌动的社会情绪。而“关注普通人”是指：随着城市居民的贫富分化，开发商开发的别墅、高档住宅和未改造的老住宅区突现出两个极端，城市规划者、有责任的开发商，应该考虑这种差异会造成社会紧张，应该使不同收入层次的人们能够和谐共处、共享城市文明的成果。

　　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时，主持人要求现场每一个企业家写下“你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家最重要的信条”，其他人的答案都是“诚信”，只有王石写的是“社会责任”。这样的回答使他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获得了“加分”。事实上，王石的所有活动都有附加值。他把登山跟慈善等公益内容链接起来，称为“公益攀登”。他的新书推广演讲主题是“做负责的企业公民”。他并且说，在过去，他还不知道“企业公民”这个词的时候，他的追求即与它的内涵相暗合。而未来，这将是万科的发展目标。当前，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的第一个“社会责任”，是跟政府合作，建设惠及中低收入者的廉租房，据称，万科的第一批廉租房明年将交付使用。

　　在思维观念和话语方式上，王石把和他同样出身的新一代资本家甩开了。当他的那些同行们开始在公共领域发言，要么“说不圆”，要么甚至被视为“挑衅公众”时，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活动家”了。房地产这个最强势的资本集团，从来都是全社会的关注中心，人们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王石总比他的同行先按抢答器，并且他处处政治正确，处处被媒体选中。

　　王石从来不安分。用他的话说，他是继承了母亲的民族血液里的勇敢成分。他的母亲是锡伯族，一个在历史上曾经能征善战的游牧民族。他喜欢法国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有着“于连那种不甘于平庸，以个人之力奋斗拼搏的野心”。他的《道路与梦想》开篇第一节，标题五个字：“野性的精神”。

　　他不是那种为积累财富而积累财富的企业家。当财富多到一定程度，他就不安分了。攀上了“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里，最大的行业——房地产的最成功机构的最高总裁”(张五常语)的高峰，他辞去了他亲手缔造的企业帝国的总经理，背上了行囊，飘然远行，攀登那需要用体力一步一步去丈量的高峰去了。他成为“中国的企业家中，登得最高的人”，已经年过五十。他是中国年纪最大的探险家。他毅力超群，本刊记者辗转结识了一位西藏自治区的体育界人士，在他看来，王石完全是凭毅力登上珠峰的。

　　就这样，王石成就了一段现代传奇。

　　于是，他稳稳地占据了新一代资本家最耀眼的中心。他被称为“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企业领袖”。他的传奇一直是正面的，他几乎没有经历过负面的考验。从而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代明星。

二十五、2001

　　中国足球队 冲出亚洲？

　　今日中超赛场仍然囤积着大量足记，而观众却节节撤退。在国内足球已经缺少阅读快感的情况下，其被充分报道的原因，是足记需要为自己的饭碗寻找一个存在的理由，就像电梯司机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要不停地在狭小空间内打扫卫生。

　　这种人员上的富余来自中国足球2001年的一次冲动。一般说，越是喊“冲出亚洲”，越是冲不出亚洲，不是黑色1分钟，就是黑色3分钟。

但这一年中国队却意外地一杆到底，一把走向世界。正是这次意义重大的胜利，导致媒体老总们喊出了“国运决定球运”的大话，并错误地做出了扩版增人的决定。在媒体的互相攀比和恶性竞争中，大量青年进入这个看起来遍地是金的产业。那时候，有“八千足记”一说，意谓阵容庞大；也有“美女足记”一说，意谓分工细致。记者转会创造出百万纪录，亦令人侧目，这相当于今日一个够级别的CEO了。当时没有人相信，两年后，金饭碗就会变成纸饭碗。

　　当年的五里河成为一个欢乐的重灾地，无数的人在中国队提前出线的那一刻，感觉到自己身上在过电。电视上打出“我们出线了”，字体大小和冲击力与申奥成功后的“我们赢了”不相上下。在队员更衣室内，足协领导及时出现，作了情绪激动的讲话，而米卢则一个人躲在一边。事后证明，只有米卢一个人是清醒的，他利用世界杯前的间隙，接拍了大量广告。我当时在一家二级城市的小报上班，报社创刊之时，竟然也请到了老米。这意味着米卢同志走穴不拘一格，待钱一视同仁。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米卢不等世界杯结束后再来捞钱，那时候他会有更充足的理由来享受商家的红包和人民的褒奖。

　　当时傻的并不只是我一个。冲出亚洲后，人民的胃口决定了预测家的胆量，一些资深从业人员开始这样下结论：中国队大赢哥斯达黎加是肯定的，小胜土耳其也有把握，平巴西不是没有可能。按照王小波的说法，这就是癔症。但是当时谁能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泡沫呢？哪一个吃饱饭的人不相信鱼肉是唾手可得的？当足协按照自己一贯谨小慎微的作风，提出中国队世界杯“进一球、平一场、赢一场”的目标时，网络群众用口水把它给泡翻了。当时大家觉得这有点“大材小用”，有点“拿牛刀杀鸡”。

　　事实证明中国队后来一个球也没进。被我们低估的土耳其和巴西，一个第三，一个第一。米卢后来顺利与中国足协解约，走时，托运了50多箱行李，有消息说他赚了几千万元人民币。人民群众在世界杯小组赛后，眼睁睁看着一朵巨大的浪潮从自己面前退去，越退越远，不再回来。这种“得而复失”比“从未得到”更伤人，这个梦的破碎使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对中国足球彻底嘲讽的道路。

　　而这也给很多人提供了反思的机会，他们意识到这次出线是一次肾虚男人的伪雄起。宣传态度决定一切的米卢更像个江湖郎中，他的职责完完全全是一个刺激的工作，他不负责器质上的手术。他对虚弱者说：努力去做，不要背包袱，不要紧张，好好体验自身的快乐。而他自己对利益的态度，也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中国足球共生死，他不会也不可能给中国足球带来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把江湖游医请来的根本原因在于足协，足协要豪赌。如果足协的专职副主席任期是无限的，他或许可以为中国队制订一个20年发展计划，可以把中国队弄得和日本队一样有长进。但是很遗憾，他们的任期是有限的，他们不愿意替下一任做嫁衣，他们更愿意在自己任内制造出某种指标上的假象。米卢只是这个豪赌工程的环节之一，其余像腰斩联赛、长期封训等工作也得到重视。阎世铎竭泽而渔都来不及，哪里有心思退耕还林？

　　按照理性判断，中国足球凭借这种发展思路，永远要排在韩国、日本、伊朗和沙特之后，永无冲出亚洲可能，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中国队怎样才能出线呢？要上述4队通通不参赛方有可能。2001年，上帝制造了这一奇迹：韩国和日本作为东道主，不必参加预选赛，而张吉龙圣手一抽，又把中国队抽到没有伊朗、沙特的B组。事后，有人说要把张吉龙的手造为雕塑，供在神龛里。

　　关于这次世界杯奇遇，结论如下：阎世铎得到了他得到的，米卢得到了他得到的，只有中国足球继续丢盔弃甲。

二十六、2002

　　姚明

　　中国巨人闯入NBA

　　2002年，当瘦弱的姚明出现在火箭之城时，他拥有的声誉只是最长的竹竿。只有中国媒体辛勤地记录他的第一次上场、第一次投篮、第一次得分，第一次盖帽和第一次犯规，仿佛他是救世主。所幸，这个牛没有吹爆。

　　当年，姚明让巴克利亲了驴屁股，后来又用美国选民的支持，洗刷了自己靠中国选票力压奥尼尔的耻辱。他从“两双人”进化为“大两双人”，今年又成为“30 ”俱乐部的一员。姚明的存在，使很多中国人思考自己是不是有霍元甲情结。这个思考的结果导致“姚蜜”和“姚黑”群体势不两立，这个争论现在还在继续，证明姚明一直在“可持续性”发展。但是有位朋友说，如果姚明出生在河南或甘肃，他今日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大个子。出生在上海的他，在自己具有了创造奇迹的可能后，得到了牛奶和先进体育条件的支持。

二十七、2003

　　孙志刚

　　废除收容法

　　2003年3月17日晚10点，刚从大学毕业两年、在广州做平面设计师的孙志刚，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在其后的3天中，他被带到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方：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这3天，在这3个地方，孙志刚究竟遭遇了什么，他已经不能告诉大家了。有关他的最后消息是：3月20日，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他的死亡，直接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然而，孙的意义，不是他无辜的死，而是因为他的个性和勇气：如果他不曾学究式地向强势者讲解“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如果他让他的朋友带钱来“供奉”，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了。孙志刚以他的“不识时务”，为我们生动诠释了何为“人权”，何为“尊严”，也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权利的得来要靠争取而不是恩赐，尽管有时需要以生命为代价。

二十八、2004

　　郎咸平

　　质疑国企改革

　　2004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格林柯尔掌门人顾雏军在国企改制中席卷国家财富。其后不久，顾雏军状告郎咸平污蔑。官司还没打完，顾雏军已锒铛入狱。尽管在国企改制过程中的确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但郎咸平开出的药方却是错的，南辕北辙的。与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诸多民怨相结合，郎咸平引发了一场令人生畏的汹涌浪潮，一场贯穿中国政经界、学术界和社会民众的大辩论由此爆发。

　　郎咸平获得了强大的民意归附，而20年来转型社会中，与改革开放路线共生的民营企业家的价值认同，却跌落到了历史的低谷；民营企业家及一批坚持产权改革的经济学者被这拔地而起的风暴推到了被告席上。所幸，真理从来只接受实践的拷问，并被不断昭示。

二十九、2005

　　李宇春 一夜成名

　　我到底要多久才能小有一点名气呢？很多人都坚持了很多年的。我的专业课老师于正仪跟我聊了很多，说你至少要有在底层奋斗10年的准备

　　我自己定位我还是一个新人，四川音乐学院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学生

　　我每天都睡得很好，头发也长得特别快，他们都说心闲长头发嘛，我真的是操心很少，录歌是我惟一操心的事情，其他的我都不管，其实活得还是很逍遥的

　　2005年5月18日，成都熊猫商城人满为患，据统计自这天开始累计有4万人在此报名参加第二届“超级女声”成都唱区的选拔。

　　四川音乐学院大三学生李宇春站在人群之中，上一年她因为参加另外一个比赛，错过了超女的报名，这一天她在同学的撺掇下，过来看看。

　　“人太多了，场面也很混乱，我一看就没耐心了，当时就想走。”她的小师妹何洁也挤在人群中排队，“她看到我，叫我别走。我们学校的人挺多的，有排在前面的，后来我就插队报上了名。”

　　3个月之后她成为总冠军，她的拥趸号称“玉米”，并将她夺冠的8月26日定为“玉米节”。夺冠两天后她降落北京机场，在400多名歌迷和近百家媒体的追逐之下，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变成明星了。她说那个时候“有点意外”，因为自己“还没有从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这个身份中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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